北京大学出版社日前引进出版了《组织研究中的伟大思想》一书，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组织行为和管理思想领域的杰出成果，以列传体的方式，通过组织的结构、环境中的组织、组织的功能、组织的管理、组织中的决策、组织中的人、组织变革与学习、社会中的组织等8个章节，囊括了80位杰出学者的思想理论。
组织研究理论，广泛适用于企业组织、金融机构、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公益机构甚至临时团体。人们在职场、管理互动中所能遇到的很多问题，说到底往往都可归结、关联到组织研究理论的研究对象。反过来，借助“组织研究中的伟大思想”，就有助于破解组织运行、管理互动、团体行动中的很多谜题。
比如，书中提到了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管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1918-1980），其生前担任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商业史教授。
钱德勒的所有学术著作都围绕着1850-1920年大规模的公司的兴起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而展开，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期的企业运作。这一时期，慢慢的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规模的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主要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的运行方式，而大众市场借助铁路、航运的扩展以及新的零售、销售方式而出现，而技术的变革使得组织管理的专业性、复杂性空前增加，公司结构多层化、业务架构多样化，用《组织研究中的伟大思想》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织架构使得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分销可以整合在一起”。
钱德勒虽然主要精力着眼于经济变迁研究，但也明白准确地提出，一个组织的结构应该跟随组织采取的战略，也是所谓的适应性响应。钱德勒的推论是，大型公司体系下会出现更为明晰的管理者阶层，负责协调、规划、考评工作、分配资源；但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大型公司出现沟通障碍、过高的管理成本以及必然因此导致的低效，就要给予充分分权，从而使得业务现场不至于没有行动自由和可运用的资源。对于有效管理和分权管理的平衡，才能为大批量生产的精益化奠定可能。
又如，书中提到了著名组织行为学加、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管理学克雷霍恩讲座教授亨利·明茨伯格。明茨伯格对于管理者工作活动进行了充分研究，指出管理者的工作具有节奏快、间断多、简短、活动多样化和碎片化以及偏好口头接触的特点，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事先安排好的会议以及会议外的关系网中。
所以，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组织，都必须根据管理者工作的碎片化特点，比较好地扮演好十种管理角色，包括人际关系类的三种：挂名领袖、领导者、联络员；三种信息角色，包括监视者、传播者和发言人——这里提到的监视者，指的是监视组织内的重要信息、信号，并负责传递给他人。第三类就是决策型决策：企业家、危机处理者、资源配置者、谈判者。
根据上述十种角色，可以因此倒推出管理者的职责范围，尤其是最应当做些什么工作，才可能让更上级的考核者满意、才能让团体成员满意服气，才能实现基本绩效。很多管理“小白”，也就是无论公共部门或是企业中新晋进入管理岗位的年轻人，之所以不能摆脱之前的工作角色，无法很好地区分领导、管理的本职，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却错误地替代下属、员工做了很多工作，而工作授权不明，也不能对重要的、突发的事情做出及时回应，很快就被证明不称职，事实上就能够最终靠明茨伯格给出的上述十种管理角色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一番重新梳理。
再如，书中提及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院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瑞·菲佛和卡内基梅隆学院管理研究院的教授杰拉德·R.萨兰基科提出的资源依赖视角，来实现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按照菲佛和萨兰基科的观点，组织不是自主自治的，需要资金、材料、人员、信息等资源，这些资源往往也不是能等来的，需要与控制这些资源的其他主体进行互动。组织对抗外部条件约束时还需不断争取自主权，这就形成了一个准市场：在市场中，影响力在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交换，也在这些部门或子部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交换。
很多情况下，组织对外界形成了很强的依赖，而这就使得外界出现变化时，组织会不可避免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一个健康运转的组织，必须致力于平衡依赖关系。
《组织研究中的伟大思想》书中提到，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的组织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惠特利对全球化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六种有代表性的商业体制、企业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首先是所谓的离散型，也就是所有者管理的小企业用对抗的方式来进行竞争，与供应商与客户签订短期的合同。这一些企业对供应商、承包商、员工的承诺很低。事实上，在印度等被公认为政治和社会风险比较高的市场，外资企业经常选择这种模式，来规避所可能面对的风险
第二种类型就是协作产业区型。相较于第一种，这种商业体制下，雇主与雇员之间，企业与供应商等之间的信任更高，甚至会出现同行之间的默契，以规避过于激烈的竞争，并提升质量声誉。书作者指出，欧洲的意大利北部、瑞士等地就盛行这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是所谓的分割型。也就是企业体规模较大，有不一样的生产链和市场活动，但业务板块之间合作很少，雇主与员工之间的承诺水平也很低。企业通过财务手段来管理企业和供应链。政府对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采取最低限度的监管。按照理查德·惠特利的观点，美国就属于这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就是政府组织型，也就是都会存在的大企业拥有与第三种类似的支配地位，但通常直接由家族或合伙人进行个人控制，政府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以及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来进行支持，并推行产业支持。毫无疑问，这主要指的是韩国等东亚国家。
第五种类型是合作性，也就是大企业存在更多的联盟以及多方面合作，合作通常在一个市场领域以内，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度更高，企业愿意花费成本投资员工的职业技能。政府为这种体制提供支持型的制度框架和保护性的市场监管，德国、法国就是典型例子。
第六种类型是高度协作型，也就是，企业活动由政府干预和企业间联盟来协调。提供大部分资本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投资有效地锁定企业。两者与政府的联系产生所谓的社团主义的相互协调方式。书作者觉得，二战后的日本曾长期延续这种体制。
中国企业近年来加速进军海外市场，试水成效参差不齐，分化突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相关企业和投资机构对于海外不同市场的政治环境和商业、经济体制的理解程度有限，没能掌握包括理查德·惠特利等组织行为学家对不同市场商业体制、企业体制的研究成果，而是简单化地复制中国企业的境内运作模式，因而出现了较为突出的海外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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